伊朗与英国老狐狸：两个世纪的猜疑与伦敦的“小撒旦”

伦敦／德黑兰—— 在伊朗外交话语的奇特动物寓言中，英国一直占据着特殊位置：它是狡猾的“老狐狸”。美国则被称为“大撒旦”。几十年来，这些称呼一直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宣传的一部分。然而，当德黑兰不断谴责西方阴谋时，伊朗与英国之间的学术、宗教、经济及家庭联系却从未真正中断。看来，在国际政治中，即使是所谓的魔鬼，也可能成为隔壁的邻居。

伊朗对伦敦的不信任并非始于宗教革命。十九世纪，波斯成为英国与俄罗斯帝国争夺中亚影响力的“大博弈”舞台。1907年，两国签订协议，划分各自在波斯的势力范围，将这个国家的部分主权置于帝国利益之下。对伊朗人而言，那段历史留下了一条难以忘记的教训：当大国谈论稳定时，最好先弄清楚究竟由谁来支付账单。

1953年，历史的伤口再次裂开。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参与了推翻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的政变。此前，摩萨台因石油国有化政策与伦敦发生激烈冲突。政变之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的权力得到巩固，伊朗与西方的政治关系进一步加强。这场干预并不能单独解释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却深刻加剧了伊朗社会对外国势力的不满。历史记忆不像外交公报，通常不会自动过期。

革命之后，大批伊朗人先后移居英国和美国。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超过11万名出生于伊朗的居民。他们包括专业人士、学生、商人、政治反对派以及寻求安全和更好生活的家庭。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因此，在把整个社群视为可疑对象之前，必须记住一个基本事实：出生在伊朗，并不意味着代表伊朗政府。

与此同时，德黑兰也在英国保留着某些影响力渠道。位于伦敦的英格兰伊斯兰中心与伊朗宗教权力机构保持过制度性联系，并举办过纪念伊朗政权人物的活动。该中心作为注册宗教和慈善机构的身份，也引发了公众争议及英国监管部门的审查。这正是民主制度面临的复杂考验：既要保护宗教与结社自由，又不能允许这些权利成为恐吓、非法资金活动或外国干预的掩护。解决办法应当是证据与法律监督，而不是针对信徒的政治猎巫。

英国安全部门的担忧还涉及可能存在的情报网络、影响力行动，以及与伊朗有关的人员同犯罪组织之间的联系。关于有人试图利用移民路线进行渗透的指控，也曾引起关注。然而，指控并不等于定罪，更不能成为把伊朗或库尔德难民一概视为秘密特工的理由。正因为安全威胁可能真实存在，调查才更需要严谨。间谍活动应当通过情报工作和司法程序处理；偏见则往往只会给对手提供新的宣传材料。

这种矛盾同样存在于伊朗政治精英内部。伊斯兰共和国前总统哈桑·鲁哈尼曾在英国格拉斯哥卡利多尼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绝非无关紧要的细节：当官方话语谴责西方影响时，部分伊朗领导人却从西方大学获得知识、声望和国际联系。这本身并不构成任何不当行为，却说明伊朗与英国的关系远比革命口号复杂。知识跨越国界时，往往比政治讲坛上的言辞携带更少的偏见。

最终，英国这只“老狐狸”与伊朗革命的守护者已经彼此观察了太久，谁也无法假装完全不了解对方。伦敦有理由重新审视自己历史上的干预行为；德黑兰则必须为当下的行动承担责任，而不能永远躲在帝国主义的旧账背后。在两者之间，伊朗人民理应得到比充当政治论据或安全嫌疑人更好的待遇。因为这段历史最深刻的讽刺在于：政府可以一代又一代地谴责敌人，而普通民众却不断证明，人们完全能够在政治壁垒的另一边生活、学习和工作。

资料来源：《泰晤士报》有关伊朗与英国关系的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ONS）；英国议会；英格兰及威尔士慈善委员会；英国政府公开资料。